5月25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中频频点到个案，民航总医院杀医案、操场埋尸案、涞源反杀案……其中，将杀医案写入工作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5月25日 红星新闻)

近年来,医患纠纷问题愈演愈烈,一些患者在处理问题时采取极端手段，伤医、杀医，引发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此次最高检将杀医案写入工作报告，就是要表明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处暴力杀医伤医犯罪的坚定决心，从而警示教育社会，引领法治意识和法治进步，让全社会一起尊崇、护佑“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在今年年初的疫情中，全国数万名医护人员坚守在抗疫一线与病毒作斗争，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付出，中国的抗疫就不会取得如此快速而有成效的胜利。除却“战时”，平日里医护人员也是守卫国民健康的卫士，目前我国的医护人员缺口较大，医院每日的门诊量惊人，绝大部分医生护士的工作负荷都很重，而一旦医疗过程中出现医患矛盾，患者极容易把不满情绪宣泄到一线的医护人员身上。

疫情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挟病伤医”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不仅是对医疗秩序的恶意破坏，也容易造成复制效应：一有不满，就“挟病伤医”。在这种恶劣的生态下，从医者只会越来越战战兢兢，无法正常履行其工作职责。今年1月份，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被患者砍伤后，5月份便又恢复了出诊，虽说还能继续看病，但今后却无法再做手术了，陶勇医生曾被业界评价为“全国最顶级的眼科医生之一”，而砍伤他的患者仅仅是因为“术后恢复情况未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事后陶医生坦言，自己如今变得越来越胆小了。

学医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合格、优秀的医生无疑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资源，而若一名优秀的医生因医患纠纷受伤或牺牲，这将是社会的大损失。在医患矛盾困扰医者的当下，不少从医人员均表示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更多的人则表示不会让子女选择学医。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介绍检察履职战疫情况时提到：“对伤医扰医犯罪一律从严追诉。”这既明确了对医护人员的人身保护，也对“挟病伤医”的人再次亮明法律武器。良好的就医环境不仅需要个人道德的自我约束，更需要法律为之保驾护航，而将杀医案作为典型案例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就有着指导司法实践和社会普法的效应。

当然，医患纠纷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仅仅是治安问题,而是涉及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性问题，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平科学的医疗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也很重要，只有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以法律为保障，才能为医生们穿上安全的“防护服”。

■三湘都市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