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严查一些地方在简政放权中“玩花样”。“我听到反映，某个地方本来群众办一项手续需要到现场，交100元手续费。现在改革以后，人不用来了，直接发电子邮件，网上办理，但收费一下从100元涨到了500元。简直是匪夷所思！”总理说，“名义上说得很好听，‘不让群众跑断腿、磨破嘴’。结果呢？变本加厉多收钱！”（8月27日《京华时报》）

将臃肿的政府机构进行精减、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促使无限政府”转型为“有限政府”，除此之外，还需要各级政府削弱权力、剥除利益，这些都是我国简政放权的重要内涵。简政放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减轻群众的办事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同时激发社会活力，要想达到这个效果，就需要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过程中能真正做到破除利益思维，而不是换汤不换药，甚至变本加厉。

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简政放权呈现的效果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要么政府部门人员在办事过程中因为获利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降低工作积极性，陷入“没好处不办事”的消极状态；要么就换一种服务方式，但“服务”费用也水涨船高，坑你没商量。其实这两种现象体现出来的最根本原因，无非“利益”二字，有好处便有“干劲”；没好处则没热情，或者想方设法开辟渠道“与时俱进”地创造机会捞取好处。

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是“利益至上”这种惯性思维顽固存在于一些政府部门，一时难以消除，更是因为简政放权过程中仍有工作没有到位，如机构冗员并没有真正精简，使得一些单位、部门需要靠“审批”来养活多余的人员，也就导致审批程序繁琐、审批费用高昂等让群众头痛的痼疾始终难以消除。另外，之所以一些部门在审批过程中有“玩花样”的空间，也是因为收费项目杂乱，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群众并不清楚哪些项目合理，哪些不合理，审批时只能被牵着鼻子走。

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一些地方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阳奉阴违提供了便利，而各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又反过来使简政放权工作遭遇阻滞。针对“玩花样”的现象，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有关部门：要逐项清理收费项目，建立公开透明的“收费清单”，对清单外的事项务必以“法无授权不可为”为准绳，对顶风作案、变相收费的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但除此之外，可能还需在监督地方政府厘清权力边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上加大力度，多方围堵，才能让阳奉阴违的行政行为没有立锥之地。

■评论员 张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