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声在线岳阳频道

>

岳阳文苑

>

正文
屈原走了,端午节还在丨李敬一:屈原与楚辞
发布时间:2016-06-08 11:08:06   来源: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  作者:

图片来源网络

一、屈原生平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

在楚国,他生活在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期,这是楚国历史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战国的大环境中,屈原又生逢“合纵”、“连横”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时候。

战国七雄中,秦、楚、齐三国国力最强(秦国改革彻底,军事力量最强;齐国滨海,最为富庶;楚之疆域最大),都具有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条件。这三国中又以秦、楚斗争最为尖锐。屈原的一生始终处在时代斗争的漩涡之中。

屈原年轻时颇有才干,“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再加上他出身于王室公族(当时楚国有屈、景、昭三氏同为公族),所以,大约在他23岁左右,被封为“左徒”之职,其地位仅次于“令尹”(楚相)。

屈原在担任左徒期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担负着楚国的内政改革和外交事务。屈原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对外则主张“联齐抗秦”,统一中国。这使屈原受到楚王信任,努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图有所作为、实现“美政”的时期。

 

但是几年之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了。

怀王曾令“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这是说屈原受怀王重托,起草改革宪令。而代表旧贵族集团利益的上官大夫想探知宪令的内容,屈原不告诉他,上官大夫试图抢夺,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后来上官大夫到怀王那里进谗言,挑拨怀王与屈原之间的关系,怀王轻信上官大夫的话,疏远了屈原。

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包括屈原)对顷襄王和子兰当初鼓动怀王赴秦之约而导致怀王死于秦、楚国蒙受奇耻大辱之事,十分愤慨,对顷襄王和子兰颇有怨愤之辞。于是“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被逐出郢都,放逐在江南长江及沅湘流域的荒野之地,过着长期飘泊愁苦的生活。他沿江而下到过鄂渚(今湖北武汉市)、陵阳(大概在今安徽境内),再折返溯江而上过洞庭,到辰阳、溆浦(均属今湖南省),再过洞庭到达汩罗江畔,历时二十年。

然而,正是因为流放,使得屈原广泛地接触了底层的人民群众,也接触了丰富生动的楚国民间文化,从而创作了大量的光辉的诗篇。诗人的不幸,正是文学史的万幸,人生的悲剧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二、楚辞之花

屈原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大量的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诗歌。汉成帝时期的刘向,把以屈原的诗歌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作品汇编成集,题名为《楚辞》,后世就以“楚辞”作为屈原作品的代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离骚》等作品。

《离骚》,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篇光辉千古的杰作,诗中体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邪恶势力的憎恨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全诗洋溢着政治热情,充满了丰富的想象,采用了奇特的象征,运用了巨大的夸张,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同时以香草美人作比喻,代指君臣政治上的协调,从而构成庞大的比兴体系。

诗中还大量运用当时的楚地方言,“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有着鲜明的楚民族特色,是楚文化的优秀代表。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首诗中的名句。

《湘君》、《湘夫人》以舜帝与二妃的传说为题材,写出了“湘君”与“湘夫人”的深深爱恋和苦苦相思,是中国古代最具艺术意味也最为感人的爱情诗。

传说尧帝将帝位禅让给舜,并且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与舜为妃。后来舜帝南巡安抚少数民族,死于苍梧,葬在九疑山。二妃因牵挂、思念舜帝,便南下潇湘千里寻夫。当她们得知丈夫已死,伤心的泪水洒落在竹丛中,竹叶为之尽斑(后世称之为斑竹,又称湘妃竹)。随后,二妃也投水而死,化为湘水女神。

屈原依据这一传说,在《湘君》、《湘夫人》中塑造了对爱情无限忠贞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美丽形象;同时,作者将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思想情感揉进人物了形象中,将两首诗变为失恋的主题,显得格外凄婉、沉郁。同时,又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中以香草美人比喻君臣遇合的传统。

《湘君》一诗写湘夫人等待湘君,《湘夫人》则是写湘君期待与湘夫人约会,但阴差阳错,他们却难以聚首。

 

再看《国殇》。《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国殇:死于国事者,亦即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这首诗成功塑造了一位刚强勇武、以身殉国的令人崇敬的爱国英雄形象,也是追悼所有为国牺牲的将士的挽歌。它寄托着屈原的爱国精神,今天读来,依然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

《国殇》与“九歌”中其它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声调激越、铿锵,风格刚键、豪放、苍凉、悲壮,完全是写实的。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开篇略去任何叙述,如同运用电影特写镜头,直接描写在主帅指挥下的楚国士兵和秦兵拼死战斗的激烈、紧张场面。

楚军阵地被秦兵攻陷,主帅车骑受伤,但他仍坚定地指挥着战斗,直杀得天怨神怒,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与战士们一同倒下,壮烈牺牲在战场之上。这一段具体写主帅指挥战斗直至牺牲时的情景。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一段是对楚国阵亡将士的哀悼和对其精神的歌颂。

 

屈原以他的人生经历和诗歌作品,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他的人格、他的品质,凝聚成一种精神,这就是“屈子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为真理而求索。屈原出身贵族,却不安于既得利益,坚持改革的理想,毕生追求“举贤授能”的“美政”,亦即改革内政,实行法治,振兴楚国,进而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

(2)光辉峻洁的人格。按常理,以屈原的身份完全可以在楚国旧贵族把持朝政的环境中随波逐流,但他却不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同流合污,由此而受到黑暗势力的残酷迫害和打击。

屈原没有低头,他奋起揭露旧贵族,同他们作斗争,正是在这一斗争中体现了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高尚人格。

(3)赤诚的爱国精神。在战国时期,知识分子“朝秦暮楚”是常见的选择,是一种社会风气。但屈原热爱故乡,热爱人民,深信“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并且把热爱楚国与热爱华夏民族统一起来,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屈原走了,端午节还在;

楚国早已统一于华夏大家庭了,但“楚辞”还在。

在西汉,文人深受楚辞的影响,创造了太平盛世标志性的文学样式——汉赋,汉赋华丽的词藻、铺张扬厉的形式,都是直接学楚辞,因而被称为汉代“辞赋”。

后来,楚辞又成为文学的代名词,如毛主席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的“骚”就是指屈原的作品《离骚》。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楚辞排比、夸张手法的影响,又产生了骈体文,讲究对仗,讲究修辞;而在齐代永明年间产生的“永明体”诗歌,讲对仗、讲平仄、讲押韵,又直接影响了唐代格律诗(律诗、绝句)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导致了唐诗的繁荣,更不用说以“香草”、“美人”为特色的宋词了。

可以这样说,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长江流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学。其中,屈原和楚辞功不可没,所以,国学大师王国维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史.序》)。楚辞是“一代之文学”、骈体文是“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当时的“一代之文学”。


岳阳要闻

湖南新闻

文明机关

法治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