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故乡的母校

曾康乐

故乡的记忆总绕不开两所母校，一座藏在湘北汨罗新塘乡范塘村的老祠堂里，一座立在后来撤乡并镇的尘土中。它们像两枚褪色却温润的邮戳，盖在我人生最初的年月里，也藏着一方土地的兴衰、几代人的牵挂与未凉的热忱。

祠堂小学是我对 “读书” 的第一重认知。那座老式祠堂不知立了多少春秋，木梁上还凝着经年的烟火气，青砖地被一代代人的脚步磨得发亮，边角处泛着温润的光泽。偌大的一间教室，用简陋的木板隔出浅浅的分区，却装着一年级的童声、二年级的算术、三四年级的课文 —— 这便是偏远乡村特有的 “复式教学”。唯一的老师身兼数职，刚给一年级教完 “a、o、e”，转身就去给四年级讲分数算术，粉笔灰在斜射的阳光里悠悠飘着，竟也飘出了几分热闹的生机。我们在祠堂的天井里跳皮筋、滚铁环，在雕花的窗棂下背 “床前明月光”，连下课铃都是老师用一截锈迹斑斑的铁管敲出来的，清脆的声响能绕着祠堂的飞檐转三圈，落进每个孩子雀跃的心里。

后来祠堂实在老旧，木梁开始松动，墙角渗着雨水的痕迹，小学迁新址的事被提上了日程，可经费却成了卡脖子的难题。那时我已在外地读大学，从乡邻的书信里听说消息后，握着笔犹豫了很久 —— 一个普通学生的诉求，能被远在县城的领导看见吗？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给当时的汨罗县（那时还未撤县设市）领导写了封信。没有华丽的辞藻，只平铺直叙地说，新塘乡范塘村的孩子需要一间亮堂的教室，需要一个能遮风挡雨、安心读书的地方。没承想过了些日子，竟真的收到了县里的回复：特批 1500 块钱，用于新学校建设。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1500 块钱堪称巨款，足够买几十套崭新的课桌椅，足够给教室装上亮堂的电灯，足够把土坯地面修整得平整坚实。小学竣工剪彩那天，我特意向学校请假赶回去，站在新学校的操场上，看着孩子们蹦跳着跑进刷着白墙的教室，指尖好像还能触到祠堂木梁的温度 —— 原来故乡的念想，真的能跨过山海，落在实处。可谁也没料到，这份 “新” 也没能留住太久，后来再回乡，那所承载着我少年心愿的范塘小学，竟也没了踪影，只剩一片长满野草的空地，风一吹，好像还能听见当年的读书声，混着孩子们的笑闹，在田埂间轻轻回荡。

真正让我记挂半生的，是新塘中学。这所中学在当时的新塘乡，是乡亲们眼里实打实的 “希望之门”—— 它只断断续续办了四届高中班，却在短短几年里，把许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孩子送出了山坳，送到了更远的世界。我至今记得，那时的中学没有气派的教学楼，教室的墙皮偶有脱落，露出里面的黄土坯，操场是碾压后的黄土铺就的，一刮风就满是尘土，呛得人直咳嗽，可就是这样一所朴素甚至简陋的学校，却藏着最扎实的学风、最赤诚的师心。老师大多是本地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人，住着学校分配的简陋宿舍，吃着食堂简单的饭菜，却把全部心思都扑在学生身上。深夜的办公室总亮着一盏煤油灯，那是老师在批改堆积如山的作业，是在为我们整理错题集，也是在为一个个年轻的梦想 “点灯”。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老师就和我们一起搓着手听课，下课铃一响，又顶着寒风给后进生补课，冻红的手指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留下一行行工整的板书。

这所不起眼的乡村中学，后来竟走出了不少栋梁之才。全市重点本科的录取名单里，总有新塘中学的名字，前前后后算下来，考上全国重点本科的足有 20 多人；更让乡亲们引以为傲的是，这里走出了胡祖六 —— 后来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曾任高盛亚洲区总裁，如今是春华资本的创始人，在全国经济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刘平治，从这所中学的课堂走出后，一路砥砺前行，后来成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如今仍是省政府党组成员，为地方发展殚精竭虑。每次回乡，总能听见乡亲们在田埂上、晒谷场边提起这些名字，语气里满是掩不住的自豪：“这是我们新塘中学走出去的！” 而我，也是这所中学的受益者。我们是中学最后一届高中班，那时高考制度尚未完全放开，要先过 “筛考” 这道关 —— 全市统一命题的筛选考试，像一道严苛的门槛，刷掉了绝大多数渴望深造的学生。54 人的班级里，最后只筛出 4 个有资格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名额，我有幸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成绩排名第一的那个。那些日子，我们四个像被拧成了一股绳，在黄土操场边的老槐树下背书，在漏风的教室里啃书本到深夜，错题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连吃饭、走路都在琢磨数学题的解题思路。后来，我们四个里，我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这所重点本科，有人读了专科，有人进了中专，也有人遗憾落榜，可那段攥着劲儿往前冲、彼此扶持的时光，成了我人生里最硬的铠甲，也成了我对新塘中学最深沉、最绵长的眷恋。

变故是从 “撤乡并镇” 的政策风吹来开始的。当新塘乡要并入邻近的桃林寺镇、变成新塘社区的消息传来时，乡亲们都懵了 —— 这意味着，新塘中学也将失去独立办学的资格。消息一传开，整个新塘都炸了锅。新塘有上万乡民，散落着几十个自然村，家里的孩子读中学，要是得去十多公里外的桃林寺镇，一来一回要耗上大半天，山路崎岖颠簸，遇到刮风下雨更是难行，孩子们的安全、食宿都是天大的问题。我前几年在朋友圈刷到一条长长的视频：几百个乡亲自发围在新塘中学门口，举着写有 “留住新塘中学”“给孩子一个就近读书的机会” 的牌子，声援着要留住这所承载着几代人希望的学校。头发花白的老人牵着年幼的孙辈，脸上满是焦急；中年汉子攥着拳头，一遍遍诉说着上学难的困境；还有不少曾经的校友专程赶回来，站在人群里默默支撑。后来，市委书记专程来了，站在人群中央，耐心地跟乡民对话沟通，承诺会解决交通问题，会加开班线班车，会全力保障孩子们的就学，让大家放心。可最后，承诺终究没能抵过现实的考量，新塘中学还是没能保住中学建制，改成了新塘小学。红砖墙还是当年的样子，操场的轮廓未曾改变，只是门牌换了，教室里的课桌矮了一截，操场上跑着的孩子，再也不会知道这里曾有过高中班的读书声，曾走出过经济学家和省级干部，曾有 54 名少年为了梦想拼尽全力。

在得知中学可能被撤并的那段日子，老师们比谁都焦急。为了能让新塘中学继续存在下去，他们辗转联系上了许多像我这样在外工作的校友，通过微信发来长长的文字、一段段恳切的语音，号召我们一起声援。他们整理了新塘中学的办学历史、培养出的人才名录，细数着学校对地方教育的贡献，也诉说着乡亲们对留住学校的迫切心愿。我们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校友，看到消息后都动了情。有人连夜写了请愿书，征集各地校友的签名；有人联系了媒体朋友，希望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偏远乡村的教育困境；还有人利用自己的人脉，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我们都知道，别的地方有过类似的先例，靠着校友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成功保住了母校。我们也抱着一丝希望，拼尽全力尝试着，转发、呼吁、联络，每个人都在为留住母校尽自己的一份力。可最终，我们的声援还是没能敌过区域调整的大趋势，新塘中学变成小学的命运，终究没能改变。那段日子，校友群里一片沉寂，每个人都透着深深的遗憾 —— 我们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没能留住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地方。

倒是老师们既念旧，也懂乡亲们的不舍。为了留住新塘乡的记忆，留住这所中学的荣光，他们牵头在汨罗市志办的指导下，开始编撰《新塘乡志》。几位退休的老教师带着年轻后辈，顶着烈日、冒着风雨，走访了几十位老人，翻遍了乡卫生院、村委会的旧档案，甚至远赴外地，寻访早年的校友和乡贤。他们把新塘乡存在几十年里的重点人和事，都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记了下来 —— 有祠堂小学的变迁，有新塘中学的辉煌，有胡祖六、刘平治们的成长故事，也有普通乡民的生活点滴、田间地头的烟火日常。《新塘乡志》发行时，还在当地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邀请了不少乡贤和校友。我那时因为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开身回去，只在视频里看到一位当过汨罗市审计局局长的乡贤李正松站在台上发言，讲到新塘乡对汨罗市的贡献，讲到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和事，讲到新塘中学的过往与遗憾，语气里满是哽咽。我看着视频里熟悉的乡音、久违的面孔，忽然鼻子一酸：原来那些被时光淹没的记忆，总有人在用心守护；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故乡情，从来都不会被距离冲淡。

如今每次回乡，我总要特意绕到那所 “新小学” 门口站一会儿。阳光落在红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当年中学上课时，透过窗棂洒进来的模样。我有时会忍不住想，将来它会不会变成新塘幼儿园？就像当年的祠堂变成小学，中学变成小学一样，在时代的浪潮里，母校的模样一直在变，在一次次调整中褪去旧的身份。可我心里清楚，撤乡并镇有它的科学考量，学校的变迁有它的现实逻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我们无法逆转。只是那份藏在母校里的情感，总让人空落落的 —— 祠堂里飘着烟火气的读书声，中学里写满汗水的错题本，乡亲们围在门口的执着声援，老师们编撰乡志的默默坚守，还有我们这些校友跨越千里的无力呼喊，这些都成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念想，一想起来，就带着淡淡的温，也藏着浅浅的涩。

其实故乡的母校，从来都不只是几间房子、一块门牌，甚至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名字。它是我人生的第一站，是新塘乡几代人的希望灯塔，是无论走多远，回头望时，总能看见灯火的地方。哪怕它换了模样，哪怕它踪迹难寻，那份从祠堂里飘出的烟火气，从中学里长出的拼劲，从乡亲们心里涌出来的牵挂，从校友们指尖传递的热忱，早就刻进了我的骨血里，跟着我，走了一路，也暖了一路。它教会我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对故乡的眷恋、对初心的坚守，这份力量，足以支撑我走过人生路上的所有风雨。

责编：王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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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