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汪松桂 姚浩
湖南湖北交界的临湘市，隐藏着一座龙窖山。这里被誉为瑶族人的早期“千家峒”。
在瑶族源远流长的集体记忆里，“漂洋过海”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迁徙，更是文化血脉的传承与追寻。
《盘氏宗谱》“巴陵堂”
最近，一项跨越广西富川与湖南临湘的田野发现，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通往瑶族古老家园的一扇门。
从族谱与堂号这一微观文化符号入手，人们得以重新审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族群迁徙史，并令人信服地推断：临湘市的龙窖山地区，正是瑶族历史上具有源头意义的“巴陵千家峒”，其历史地位亟待重新评估。
穿越时空的文化基因
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系统记忆；堂号，则是一个支系的鲜明徽章。
它们绝非简单的名目罗列，而是承载着血脉源流、迁徙轨迹与文化认同的“文化基因”。
在传统宗族社会中，堂号往往与郡望、祖先故居或崇高德业相关，是同宗子孙无论散居何方皆可溯源的灯塔。
因此，当“巴陵堂”堂号反复出现在远离巴陵千里之外的瑶族村落时，它就不再是静止的文字，而成为了一条动态的线索，指引着后人逆流而上，追寻家族的起点。
2020年春天，中南民族大学李庆福教授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石家乡龙窝上桂村一处盘姓瑶族家神台上的偶然发现，拉开了这场寻根之旅的序幕。
神台之上，赫然刻着的“巴陵堂、世系巴陵千家峒”字样，如石投静水，激起了涟漪。
这并非孤例。
随后的2024年底至2025年初夏，联合调研团队在富川多个乡镇展开了系统追踪。成果令人惊讶：在葛坡镇、新华乡、城北镇、福利镇等多地，刻有“巴陵堂”的神台、写有“世系巴陵千家峒”或“世系巴陵源流远”堂联的民居接连出现。
极具说服力的是，在新华乡发现的《盘氏族谱》中，每卷均印有“巴陵堂”，其中《续修盘氏宗谱“立堂”之引》明确记载：“旧属巴陵郡之巴陵山（又名巴丘山、天岳山）洞庭湖之域，今之岳阴地带……为尊祖训、祖德，立‘巴陵堂’之称。”
这清楚表明，富川盘姓瑶族自觉将其远祖根源追溯至古代巴陵郡的巴陵山区域。而福利镇豹洞村的迁徙口述史——由湖南永明（江永）迁入，再结合瑶族整体迁徙路径，暗示其更早的源头可能在湘鄂交界地带。
文献与历史的互证
民间记忆需要历史文献的校准与支撑。
“巴陵”作为古郡县名，其范围涵盖今岳阳、临湘一带。而宋代《岳阳甲志》载：“龙窖山在巴陵北，山势峻极，上有雷洞，有石门之洞，山徭居之，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这与瑶族记忆中的“千家峒”桃源胜地高度吻合。
更早的《梁书.安成康王秀传》：梁武帝天监7年（公元508年），“巴陵马营蛮”沿江寇害，后军司马高江产以郢州军伐之，不克。荆州刺史肖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燔其林木，绝其蹊径，蛮失其隘，期岁而江路清”。为瑶族先民（“荆雍州蛮”）早期在洞庭湖以东、长江以南的鄂湘赣交界山区（龙窖山所在）生息提供史实注脚。
因此，将富川瑶族代代相传的“巴陵千家峒”记忆，与历史文献中巴陵郡北“龙窖山”为瑶人聚居地的记载相对照，结论便呼之欲出：瑶族古歌与传说中那片位于洞庭湖流域的祖居地“千家峒”，其现实地理坐标，极大概率就是今日湖南临湘市境内的龙窖山。它并非虚无缥缈的神话之地，而是瑶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历史地理空间。
瑶族迁徙史上的“文化摇篮”
基于不断的发现与推断，临湘龙窖山的历史地位得以凸显。它很可能是瑶族先民在首次大规模“漂洋过海”（跨越长江、洞庭）南迁后的一个重要聚居与发展枢纽。
在这里，分散的部落逐渐凝聚，文化特质得以形成，“莫徭”之称由此渐显。此后，由于战乱或生计，族群再度南迁，经潇湘流域深入两广。富川盘姓瑶族珍藏的“巴陵堂”号，正是这次史诗般迁徙刻在家族基因里的起点印记。
从广西富川瑶族家神台上安静的“巴陵堂”出发，人们完成了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溯源。这场发现之旅以扎实的田野证据，将民间口述、族谱记载与历史文献紧密编织，有力印证了临湘龙窖山作为瑶族“巴陵千家峒”的历史真实性。
“它不仅是瑶族早期重要的地理家园，更是其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的源头象征。”考古专家感慨，重新认识龙窖山，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清晰的族群迁徙史，更是为了理解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如何辗转融合、生生不息，最终共同铸就了多元一体的壮丽文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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