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 彬
说到爱国主义的精神源头，中国人绕不开屈原；而说到屈原的实地坐标，绕不开岳阳汨罗。
汨罗江不是一条普通的江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消息传到江南流放之地，屈原写下人生最后的诗篇，抱石自沉于汨罗江。此后两千多年，这条江就成了一种精神地标：每年端午龙舟竞渡、投粽祭贤的民间传统，本质上是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值得一个民族记两千年。今天，坐落在汨罗江畔王笥山东麓的屈子祠，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它守着的不只是一组清代木构建筑和几方碑刻，而是屈原留下来那个尚未过时的精神命题：一个人跟他的国家之间，到底该是什么关系。
“大思政课”要回答的，恰好也是同一个命题，只不过把它从古典情境搬进了当代语境：今天的年轻人不再面对“沉江”那样的极端抉择，但他们一样要回答择业与报国、个体与共同体、本土认同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屈原精神的价值，不在于供在祠堂里被瞻仰，而在于能被“用起来”——用在价值观还没定型的人生阶段，用在年轻人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和国家有什么关系”的时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依托屈子祠开展的思政教育实践，形成的教学资源《叩问屈子祠：爱国精神的千年传承与红色基因解码——基于屈子祠红色文化资源的沉浸式思政教育探索》，被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物局联合评为以“红色资源”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教学资源，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
一、屈原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完整精神图谱
很多人对屈原的印象停留在课本选段和端午假期，以为他不过是个“有才华的悲剧诗人”。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就丢掉了屈原精神里最硬核的东西。
屈原的爱国，首先是一种贴着地面的忧患意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哀的不是自己怀才不遇的面子，而是楚国民众在战乱与苛政夹缝里的真实苦楚。战国时期楚国末期，军功贵族兼并土地、流民四散、边境烽烟不绝，屈原推行的变法本质上触碰的就是这个结构。所以他“哀民生之多艰”不是修辞，是政治判断。
其次是一种不划算的坚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权力逻辑里，这是一个“失败者”的自白；但在精神史上，它恰恰定义了什么叫“原则比命贵”。汨罗老百姓之所以两千年来自发祭他，不是因为他是“高官”，而是因为他宁可丢掉一切也不肯把底线换成筹码。
最后是一种不停歇的行动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常被当成励志金句用，但它的原意其实更冷峻：求索意味着没有现成答案，意味着你要反复试错、反复碰壁。屈原改不了楚国灭亡的大势，但他用一生把“爱国该怎么活出来”写进了一个民族的骨血里——以诗为史，以死明志，以人格立教。
这三层叠在一起，才是屈原精神的全貌：情感扎在泥土里，信念扛在肩上，行动走在前面。
二、屈原精神与红色基因的跨越时空接力
有一个常见误解：屈原是先秦的，红色基因是近现代的，两者隔了两千年，硬扯不到一起。但这个“隔”，更多是教科书分章分节造成的错觉。
从价值取向看，两者踩在同一块基石上。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情怀，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底层逻辑高度一致：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值不值得爱，核心不在它的旌旗多好看，而在它是否把普通人的苦乐当回事。岳阳这块土地本身就能作证——屈原之后，岳阳地区从晚清到抗战到解放，一代代人是看着“先贤殉国”的故事长大的，忠烈叙事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外来概念，它有地方文化根系。
从意志品质看，两者共享同一种“硬”。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和革命先烈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说的是同一件事：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岳阳的红色谱系里，这种硬气有非常具体的名字和面孔——任弼时从汨罗走出，“骆驼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不讲价钱的担当；湘阴的左宗棠抬棺收复新疆，其精神底色同样可以追溯到湖湘文化中“舍身赴义”的忠烈传统。把这些名字和屈原放在一起读，你就会发现：红色基因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长在地方文化土层里，屈原就是那层土里最早扎下去的根系之一。
从行动逻辑看，两者都是“求索”的实践。屈原的求索失败了——楚国还是亡了——但他的失败本身成了后来者的路标。晚清湖湘子弟“睁眼看世界”要找答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岳阳儿女走上街头、走进战壕也要找答案，本质上都是同一条精神链上的环节：承认路漫漫，但不肯停步。
所以，屈子祠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它的教育意义绝不只是“纪念古代名人”，而在于它能把这条精神链可视化：从祠内壁画上屈原的流放路线，到展厅里岳阳地区近现代革命史料，再到汨罗江边至今活着的祭祀与龙舟传统——学生站在那里感受到的不该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凑一块儿”，而应该是一个连续的、有来历的精神叙事：我们先辈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三、“大思政课”要把屈原精神从纸面上拽回地面
屈原精神之所以容易被讲虚，是因为它被封存在“课文背诵+端午假期”的浅层循环里。“大思政课”要做的，恰恰是打破这个循环——不是否定经典文本的重要性，而是让经典文本往下扎根、往外延展。
往深里扎，就得让它回到发生地。汨罗江边的风、屈子祠木梁上的旧漆、碑林里历代官员与地方文人留下的题刻，这些东西合在一起传递的信息远比幻灯片更直接：屈原不是一个符号，他是一个在具体地理空间里活过、斗过、痛过、选择过的人。当你站在这里，才真正能体会“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是高音喇叭喊出来的，是一个人走到绝路时替所有人守住的那条底线。
往宽里拓，就要把屈原精神和岳阳的红色资源串成一条线。屈子祠之外，岳阳楼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把忧国忧民从个人悲情升华为公共伦理；任弼时故居把“为民负重”从理念变成革命机器里的一颗齿轮；再到新时代“人民英雄”张超的壮烈牺牲——你会发现，岳阳这片土地上的爱国主义叙事有一种罕见的密度：忠烈—忧思—担当—牺牲，几个关键词反复出现，只是时代换了战场。把它们放进同一堂课里讲，学生就不会觉得爱国主义是今天才流行起来的宣传口径，而是一条从汨罗江一直流到今天的河。
往实里落，就得让年轻人“做”点什么。“大思政课”不能停在感动层面。屈原精神的当代转化，最终要落到行为上：社会服务、乡村振兴实践、非遗传承、文旅融合中的青年参与……岳阳这些年围绕屈子文化园做的展陈更新、祭典活化、文旅带动就业，本身就是一部活教材——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灰，它可以养一方水土、聚一群青年、撑一片产业，这才叫“传承”，不只是嘴上说说。
四、屈原精神传承的现实启示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将课堂搬到屈子祠，让学生在实地参观中感受屈原精神，在红色文化展示区理解爱国主义的传承脉络，在互动体验中深化情感认同。这一做法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
第一，传统文化资源是“大思政课”的富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屈原只是一个代表，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历史人物同样是“大思政课”的宝贵素材。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资源“激活”，让它们从书本中走出来，走进学生的生活。
第二，古今贯通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路径。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割断历史。只有把古代先贤的爱国精神与当代英模的先进事迹相衔接，让学生看到爱国主义的“前世今生”，才能真正理解爱国主义的永恒价值和时代内涵。
第三，实践体验是思政教育入脑入心的关键。再精彩的讲述也不如一次亲身的体验。让学生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感受、在具体的实践中体悟，思政教育才能真正触及灵魂、产生共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前，屈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今天，“大思政课”为我们提供了传承这份精神遗产的新路径。从屈原到无数革命先烈，从古代先贤到当代楷模，爱国主义的精神血脉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奔涌流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让屈原精神在“大思政课”的实践中焕发新的光彩。这不仅是对先贤的最好纪念，更是对未来的郑重承诺。让爱国主义的旗帜永远飘扬，让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早日实现——这就是屈原精神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大思政课”肩负的光荣使命。
（作者工作单位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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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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