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典波
8月28日晚，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灯光璀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此举行。
恰逢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这一国家级文学盛典正式永久落户上海，在文学评论界看来，堪称一段文脉的“归乡”与“再出发”。
聚光灯映照之下，生于湖湘、扎根岭南的作家陈启文缓步走上领奖台。深耕报告文学创作二十余载的他，凭借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斩获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位列该奖项榜首。
台下掌声如潮，陈启文心中翻涌的却是一份忐忑：“我和我的这部作品，能否配得上鲁迅先生伟大的灵魂？”
这份对文学的虔敬之心，贯穿了他40余年的写作之路。
从《袁隆平的世界》到《穿越人间的象群》，从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河床，到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这位作家一直以近乎执拗的姿态，做着同一件事：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真相。
“追问，是创作的开始”
2020年，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北上南归”，牵动世人的目光。短视频里，大象拧开水龙头喝水，憨态可掬；社交媒体上，“短鼻家族”的传奇故事被转发。
陈启文也看见了，但他看见的，不只是“萌”。
“大象是大自然的象征，也是生态的象征。当一群丛林巨兽穿越人间，凭直感我也知道，这将引发一场长时间、大跨度的生态与生存的博弈。”他回忆说，“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契机，我当然不会放过。”
但他没有急着动笔。
他带着满头雾水，整装出发，一路向南，不断追问。
“追问，是创作的开始。”陈启文说，“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写作者，追寻真相的过程从来不是从确定性出发，而是从不确定性和各种可能性出发，带着问题意识反复追问。”
他沿着象群迁徙的路线，跑遍云南10余个县市，访谈上百人，跨界“钻进”了动物学、植物学和生态学领域。每次动笔前，他都花大量时间做案头工作，建立起初步的专业认知坐标系，然后带着问题去采访，同一个问题至少要交叉采访3个人以上。
“唯有直面笔下的人物与事物才能‘写得像’，唯有反复追问、逼近真相才能‘写得深’。”他说，古人尝问“何人为我追寻得”，唯一的方式只有“千山万水相追寻”。
采访中，很多人都给他讲过同一个故事：一头小公象闯进酒坊，吃了100公斤酒糟，酩酊大醉后睡过头，掉了队。一个人讲，是孤证；几个人讲，似乎可以相信了。
但陈启文没有轻信。
他请教大象专家，通过对小公象的年龄、体重、食量逐一分析，基本排除这种可能。他又到酒坊采访，比对当时的视频——进去的是14头野象，出来的也是14头野象，那头掉队的小公象，根本就没有进入酒坊。
“一个无数人都信以为真的‘真相’，最终变成了假象。”他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不是为了追寻答案，而是在反复追问、反复求证中对事实与真相逐渐呈现的过程。
这种追问，在《袁隆平的世界》创作中就早已开始。
201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找到陈启文，请他写袁隆平院士。陈启文一口回绝。这个人物早已被反复书写过，同类题材作品达30多种。
但当时袁老的一句话打动了陈启文。袁老说，那些写他和杂交水稻的报告文学，都没有写清楚杂交水稻的科学原理和实现过程，把他写成“黑脚杆子的老农民”和“土老帽”，有点委屈。
“这还真是一个大问题。”陈启文接下任务，却发现自己面对的第一道难关，是连基本常识都不懂，必须搞懂杂交水稻的科学原理。
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啃”资料，从袁隆平撰写的《杂交水稻简明教程》开始，一字一句地读，把不懂的问题一一列出来。然后，他带着问题去请教专家。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吗？”一次集中采访活动中，陈启文提出的问题语惊四座。
“这不是不敬，而是追问。”他追问的结果让袁老也大吃一惊，却十分认可。
从专业上说，袁隆平不是杂交水稻之父，而是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之父——他是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第一人。因为他的突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至今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令人更惊喜的是，陈启文在查阅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档案时，发现一个被所有传记写错的细节。几乎所有的袁隆平传记都记载他生于1930年9月1日，但协和医院的原始档案显示：袁隆平出生于1929年8月13日，接生他的是一位27岁的年轻妇产科大夫——林巧稚。
“对于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而言，这是一次迟到已久的生命确认。”陈启文在书中写道。
这还不是终点。
他又往前追溯，发现袁老的祖父是晚清举人，父亲毕业于中央大学，母亲是镇江教会高中的大家闺秀，他自己是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科班出身，师从水稻专家管相桓。从赵连芳、管相桓到袁隆平，三代中国稻作专家构成一条清晰的师承脉络。
“他不是‘土老帽’，如果你把他描述为一个像老农一样的形象，那是一种严重失真。”陈启文说，《袁隆平的世界》还原一位科学家的人生世界、精神世界、科学世界。
之后，陈启文在《袁隆平的世界》基础上，续写一部最完整的《袁隆平全传》。经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专家严格审定后，由袁隆平院士夫人邓则老师代表袁隆平家属对《袁隆平全传》一书“同意授权，允许出版”，这也是国内外经袁隆平家属授权出版的唯一一部《袁隆平全传》。
“向经典价值靠拢”
“我们穷其一生，也许写不出一部经典之作，但我们必须确立一个方向——向经典价值靠拢。”陈启文一直在追寻。
何为经典？陈启文赞同法国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的观点：经典是永远开放的“活的文本”，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岁月沉淀或时间淬炼，赋予人类个体或群体生活以新的意义。
在他看来，如果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定位，“首先会把自己定位为一位生态文学写作者，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我迄今为止的全部文学书写”。
报告文学是什么？他的答案简单得有些固执：报告文学不能被拆成“报告”和“文学”两个零件。
“自然让文学发生，文学为自然发声。”陈启文为生态写作定下的箴言，恰好回答了报告文学的“报告”与“文学”如何合一。
前半句说的是源头，美好的大自然本身就在召唤书写；后半句说的是责任，写作者要用文字替那些沉默的生灵说出它们的命运。
为找到这种“合一”的方式，陈启文一直在追寻。
《穿越人间的象群》第一稿，他沿着象群的迁徙路线一路写下去，顺畅得像流水。可他越写越不安，担心那只是一场“浪漫的奇幻之旅”。
他很快推倒重来。
重写后的开篇，把读者领进一座亚洲象博物馆。追寻大象的来路，对于人类实在太遥远，但这遥远的距离被一座博物馆拉近了。骨架、臼齿、化石，科普知识不再干巴巴地罗列，而变成一场时空漫游。
他把自己写进去，写与大象对视：“大象之大，人身之小，这个反差太大，一下就把我打回了原形，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刚学会直立行走的小猿猴。”这不是虚构，是事实与感受的精准叠加。诗歌的意象在这儿闪了一下，却不曾越过真实的边界……
跨文体，不是炫技，是让真相以更精准的方式抵达读者。
《穿越人间的象群》是追踪和书写野生亚洲象的报告文学，自然要追溯大象的物种进化史。他把物种进化延伸到恐龙，从恐龙、大象到人类，勾勒出三大顶级物种在地球上依次蹚出三条道路，这是此前还没有人明确提出的。
更关键的是，他从物种命运与人类文明的交织看，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提出“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生命共同体”大生态观，并在书写中确立“人与象双主体”的视角，向世界讲述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
著名评论家李炳银认为，陈启文“被视为从虚构类写作向非虚构类写作转型的代表性作家、当代报告文学中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作家”。
向经典价值靠拢，陈启文用创作证明：当事实被追问到最深处，当语言在准确中生出意象，当自然的声音被文学听见并转述，报告文学便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报告”，而成经得起时间淬炼的“文学”。
此次获奖后，陈启文初心依旧：“评奖只是评价体系的一个相对标准，一个作者或一部作品，还必须经受读者的检阅和历史漫长的考验，而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往生命里写，往心里写，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
“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
今年夏天，陈启文带着家人，从广东岭南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湖南岳阳临湘，与文学爱好者一起聊生活、谈文学，还准备将自己的家改造成“陈启文文学工作室”，让文学影响带动更多人。
陈启文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如今在岭南深处打拼。回望自己的文学之路，他微笑着说：洞庭湖是闭环，有了长江是一条射线，直奔向大海！
“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陈启文认为，所有写作，都是创作者一生积累的总和。
他从诗歌写作跨入文学之门，继而涉猎散文、小说，又将精力投向报告文学。
“宽阔即自由。”在他看来，思想、文体都可以宽阔，报告文学是绝对不能虚构的文体，却拥有宽阔的文学表达空间，任何一种文体的优长皆可为其所用。
翻开陈启文的一部部报告文学作品，它的语言优美流畅，生动形象，大量采用小说讲故事的手法，人们一读就能被他的文字所吸引。著名评论家贺绍俊评价：“报告文学语言要在诗性意象中又不失准确冷静。陈启文的语言就是这样，既准确冷静，有效完成了报告文学的记录和传达的任务，又富有诗性意象，让人得到审美的享受。”
这种宽阔，不只体现在文体上，也体现在题材上。
他的“共和国国情报告”系列，从南方冰雪到共和国粮食，从水利命脉到黄河命运，从袁隆平的世界到中华水塔，从虎门销烟到深圳崛起，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命题。
“我一边书写生态，一边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这种贯穿式反省就像一次漫长而深刻的检讨，这些作品堪称反省书和忏悔录。”他说。
这种宽阔，还体现在他对后辈的扶持上。
在东莞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他收了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弟子莫华杰。莫华杰从小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来东莞打工时走路还不方便，交来的习作“错别字成堆，文辞不通，结构不通，思路不通”。但陈启文发现他“具有文学敏感度、细节捕捉力和野蛮生长的生活体验”。
“这是原生、独特、稀缺的文学潜质，特别值得开发。”陈启文说。他像师傅带徒弟一样，当面讲解、修改文章，“开药方一样给他开书单”。
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孩子，认为陈启文“看走了眼”。陈启文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预言他将成为“底层大众写作者中的一个标杆式作家”。
这个预言，早已经验证。莫华杰的作品登上了《北京文学》《花城》等名刊，成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如今，跟随陈启文走上文学之路的人越来越多。
今年春天，陈启文重新拿起小说的笔，他的中篇小说《大货司机》接连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
“我的小说被另一种文体改写了。”他说，“变得粗粝了，有杂质了，没那么纯粹了，连我自己也觉得其中夹杂着许多嚼不烂、咽不下的东西，让我如鲠在喉——这也许就是我要书写的真相，从客观真实到本质真实的双重真相。”
他告诉记者，自己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即将动笔，他还一直在默默写诗，将来会出一本诗集，“此前的一切写作，只是我未来写作的前提”。
有记者问他：如果选一个意象来代表心中的当代中国，会选什么？
他回答：“太平有象。”
这既是祝福，也是他写作的初衷：在追问中抵达宽阔。
责编：王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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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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