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登楼，范仲淹凭什么写出《岳阳楼记》

黄军建

庆历六年（1046年）的秋天，河南邓州。

五十八岁的范仲淹坐在花洲书院春风堂的书房里，窗外是中原大地萧瑟的秋意。他展开一幅画卷，又打开一封信，凝神良久，然后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他写下的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散文之一——《岳阳楼记》。然而，写下这篇描绘岳阳楼壮丽景色、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情怀的作者范仲淹，终其一生，却从未踏足岳阳，更未登临那座让他名垂青史的楼阁。

这不是传说，而是确凿的历史事实。范仲淹生于苏州，仕宦足迹遍及西北、中原、江淮，却从未到过湖南岳阳。他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友人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秋晚图》和一纸《与范经略求记书》。一幅画，一封信，催生了这篇三百六十八字的千古绝唱。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文学奇迹。古往今来，写景之文无数，但有几个作者是从未见过所描写的景致，却能写得如此栩栩如生、气象万千的？范仲淹凭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回到范仲淹跌宕起伏的人生，回到一个伟大灵魂的精神世界。

邓州的秋天：一个被贬谪者的深沉

庆历六年的范仲淹，正处于人生的低谷。

三年前，他主导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这场旨在整顿吏治、减轻民负、富国强兵的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在保守派的猛烈反扑下，宋仁宗动摇了。范仲淹被迫自请外放，从参知政事的高位上跌落，先后知邠州、邓州。

邓州，位于今天的河南省西南部，距离洞庭湖畔的岳阳千里之遥。对于一位曾经"总领西北军事，号令严明，西夏人相戒不敢犯"的边帅，一位曾经"每至一处，必兴学校，劝课农桑"的能臣，被贬谪到邓州，无疑是政治生命的重大挫折。

范仲淹就是范仲淹。他在邓州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消沉颓废。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建立书院，教化百姓。他在邓州创办了著名的花洲书院，亲自讲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在这里薪火相传。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他收到了滕子京的来信。

滕子京，名宗谅，与范仲淹是同科进士，二人志同道合，交情深厚。庆历四年，滕子京因"泾州过用公钱案"被贬至岳州（即巴陵郡）。在岳州，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政通人和，百废具兴"，重修了岳阳楼。楼成之后，他迫切需要一篇记文来彰显政绩、抒发怀抱。他想到了远在邓州的范仲淹。

滕子京寄来的，不只是一封求记的信，还有一幅精心绘制的《洞庭秋晚图》。这幅画描绘了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景象，也寄托了滕子京"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的复杂心绪。

范仲淹展卷观之，心潮澎湃。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洞庭湖的山水，更是自己二十年来宦海沉浮的缩影，是整个时代士大夫的精神图谱。他没有登楼，但他不需要登楼。因为他登的，是心中那座更高、更雄伟的楼阁。

少年磨难：苦难中锻造的精神底色

要理解范仲淹凭什么能写出《岳阳楼记》，我们必须回到他的少年时代。因为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往往根植于他早年的生命体验。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两岁时父亲范墉病逝，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带着他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翰。范仲淹也因此改名为朱说。

他的童年是艰辛的。在朱家，他并非亲生，地位尴尬。但他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志向和毅力。少年时，他得知自己的身世，深受震动，毅然告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

在应天府书院，范仲淹度过了人生中最艰苦也最充实的五年。 《宋史》记载，他"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冬天读书疲倦了，就用冷水洗脸提神；粮食不够，就煮一锅稀粥，冷凝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咸菜，这就是一天的口粮。

这就是"断齑画粥"的典故。

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范仲淹却立下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志向。一天，他问自己："秀才，当以天下为己任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饥寒交迫中，想的不是个人的温饱荣辱，而是天下苍生的福祉。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六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踏入仕途。从那一刻起，"以天下为己任"就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他毕生的行动指南。

正是这种从苦难中锻造出来的精神底色，让他在后来的宦海沉浮中始终保持着一份超然和坚定。他见过最深的苦难，所以能理解"迁客骚人"的悲苦；他心怀最广阔的天下，所以能超越"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个人得失。

宦海沉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岳阳楼记》中最脍炙人口的名句，除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八个字，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范仲淹用一生践行的信条。

纵观范仲淹的仕途，可谓大起大落，波澜壮阔。

天圣七年（1029年），他因上书请刘太后还政于仁宗，被贬河中府通判。这是他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但他没有退缩，在地方上兴修水利，造福百姓。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回朝。他以为政治清明的机会来了，却不料因反对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再次触怒权贵，被贬饶州。

这次贬谪，对他打击极大。好友梅尧臣写信劝他"姑从尔所好，勿复思朝廷"，意思是既然被贬了，就安心在地方做官，别再想着朝廷的事了。但范仲淹回信说："当仁岂可让，教民如救焚。"只要还在官位上一天，就要尽一天的责任。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元昊反，宋军大败。危急关头，仁宗想起了范仲淹，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奔赴西北前线。在西北，范仲淹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修筑城寨，屯田练兵，团结羌族，"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西夏人敬畏地称他为"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召范仲淹回朝，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他终于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得以推行酝酿多年的改革主张。他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史称"庆历新政"。

然而，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保守派攻击他结党营私，诽谤他专权跋扈。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失败，范仲淹再次被贬，出知邠州，不久又徙邓州。

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边疆，从边疆回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范仲淹的仕途，就是一部北宋政治变迁的缩影。他经历过"居庙堂之高"的荣光，也品尝过"处江湖之远"的落寞；他感受过"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喜悦，也承受过"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痛苦。

范仲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超越了这一切。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他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在饶州，他兴修水利，治理鄱阳湖；在润州，他赈济灾民，安抚百姓；在西北，他保境安民，威震敌胆；在邓州，他创办书院，教化一方。

正是这种丰富的人生阅历，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境界，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来审视人生、审视历史、审视那座他从未登临的岳阳楼。

他不需要亲眼看到岳阳楼，因为他心中的楼阁比任何现实中的建筑都更加宏伟。他不需要亲身体验洞庭湖的阴晴变化，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晴岚。当他写下"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时，他写的不仅仅是洞庭湖，更是他胸中那股吞吐天地的浩然正气。当他写下"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时，他写的不仅仅是湖光山色，更是他对人生百态、世事变迁的深刻洞察。

先忧后乐：士大夫精神的最高表达

《岳阳楼记》的灵魂，在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十四个字。这不仅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宣言，更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中"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最高表达。

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来看。

从孔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但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将这种情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先天下之忧而忧"，意味着把天下人的忧患放在自己之前；"后天下之乐而乐"，意味着把天下人的快乐放在自己之后。这是一种彻底的利他主义，一种完全超越个人得失的精神境界。

这不是口号。范仲淹用一生践行了这个承诺。

他少年时断齑画粥，苦学不辍，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以天下为己任"。他为官数十年，无论身处何地、位居何职，始终心系百姓疾苦。他在苏州知州任上，主持疏浚太湖，治理水患，"开五河，导积水入海"，造福一方。他在杭州知州任上，遇大饥荒，"发粟及募民存饷"，创造性地以工代赈，"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让灾民通过务工获得收入，度过了难关。

他自己的生活却极其简朴。"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身居高位时，他把俸禄拿出来设立"义庄"，赡养族中贫困之人。他去世时，"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连安葬的费用都凑不齐。

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实写照。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用生命在践行。

当他坐在邓州的书房里，面对《洞庭秋晚图》，他的思绪飞越千山万水，飞越个人荣辱，飞越时代局限，直抵人类精神的高地。他看到的不是一座具体的楼阁，而是中国士大夫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精神圣殿。他写下的不是一篇普通的楼记，而是一曲关于理想、关于担当、关于超越的千古绝唱。

文学创作的超越：神游物外，心游万仞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范仲淹未登岳阳楼而写出《岳阳楼记》，其实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艺术创作规律：真正伟大的作品，从来不依赖于对客观景物的机械描摹，而取决于作者的精神境界和艺术想象力。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神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意思是，创作时的思维活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

范仲淹正是达到了这种境界。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岳阳楼和洞庭湖，但他有丰富的类似经验。他在太湖边治理过水患，在长江边赈济过灾民，在西北大漠中领略过"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壮阔。他对大水的浩瀚、对高楼的雄伟、对天地之大美，有着深切的体悟。

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超凡的艺术想象力。当他读到滕子京信中描述的洞庭景象，当他凝视画中那烟波浩渺的湖水，他的心灵之眼被打开了。他"神游"于洞庭之上，"心游"于万仞之间。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山水，更是人生的哲理、历史的沧桑、宇宙的浩渺。

《岳阳楼记》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记"体散文单纯记游写景的局限，将写景、抒情、议论完美地融为一体。文章前半部分描绘洞庭湖的阴晴变化，"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与"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两段，对仗工整，意境鲜明，堪称写景之绝唱。后半部分则由景入情，由情入理，层层递进，最终升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高度。

这种结构上的匠心独运，这种意境上的宏阔深远，这种语言上的凝练优美，都源于范仲淹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艺术造诣。他不需要登楼，因为他的心灵已经登上了更高的楼台。

滕子京与范仲淹：两个迁客的相互映照

《岳阳楼记》的诞生，离不开滕子京这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是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精神交流的结晶。

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中进士，二人志趣相投，都以天下为己任。庆历新政期间，滕子京是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当范仲淹被贬，滕子京也因牵连被贬岳州。

但滕子京在岳州没有消沉。他重修岳阳楼，兴办学校，治理地方，颇有政绩。他请范仲淹作记，一方面是希望借范仲淹的文笔来彰显自己的政绩，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希望借这篇文章来抒发二人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情怀。

《岳阳楼记》中提到的"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看似是客观的叙述，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同情和理解。范仲淹知道，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不仅仅是一项建筑工程，更是一种精神姿态——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有所作为，也要造福一方。

"微斯人，吾谁与归？"文章结尾的这一声慨叹，既是对古仁人的追慕，更是对滕子京的期许，是对所有志同道合者的召唤。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范仲淹感到孤独，但他并不绝望。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像滕子京这样的人，与他一起坚守着那份"先忧后乐"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看，《岳阳楼记》不仅是一篇楼记，更是一封写给知己的信，一份精神的盟约。两个相隔千里的迁客，通过一幅画、一封信、一篇文章，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岳阳楼：一座精神的楼阁

《岳阳楼记》问世近千年以来，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的重要符号。

岳阳楼因这篇文章而名扬天下。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岳阳楼，无不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座楼阁，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先忧后乐"的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精神坐标。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都能看到范仲淹精神的回响。

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无数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精神的延续。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些默默奉献、不计名利的建设者们，那些"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实践者，同样传承着这份精神遗产。

范仲淹没有登过岳阳楼，但他建造了一座更加宏伟、更加不朽的精神楼阁。这座楼阁，不在洞庭湖畔，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范仲淹凭什么？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范仲淹一生未登楼，凭什么写出《岳阳楼记》？

凭的是他从苦难中锻造出来的坚韧品格。少年断齑画粥，他没有被贫困打倒，反而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

凭的是他宦海沉浮中锤炼出来的超然境界。大起大落，宠辱不惊，他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凭的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用一生践行的承诺。

凭的是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超凡的艺术想象力。神游物外，心游万仞，未临其境而得其神。

凭的是他与滕子京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政治理想。一幅画，一封信，连接的是两个伟大灵魂。

凭的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群体的精神高度。北宋虽然积弱，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所以，范仲淹不需要登楼。因为他登的，是心中那座更高、更雄伟的楼阁。他写的，不是一座具体的建筑，而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邓州的书房里，五十八岁的范仲淹放下笔，望着窗外的中原秋色，心中一片澄明。他不知道，他刚刚写下的这三百六十八个字，将穿越近千年的时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他也不需要知道。因为对于真正的仁者而言，写作不是为了名垂青史，而是为了抒发那份"先忧后乐"的赤诚。正如他在文章中所写："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千年之后，我们读这篇文章，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岳阳楼记》的不朽之处。这，就是范仲淹的伟大之处。

他从未登楼，但他站在了历史最高的楼台之上，俯瞰着千秋万代。

〈黄军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岳阳市忧乐精神研究会会长〉

责编：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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