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步真
无数文人和写家,曾经用最美最温馨的文字,描绘中秋圆月,却极少有人刻意书写九月十五日夜晚的月亮。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九月十五日的夜晚,月亮圆圆的,高挂在中天,漫山遍野,如白银泻地。
在河南邓州,花洲书院那间宽敞的书房里,范仲淹来回踱步,一会儿低吟浅唱,一会儿击掌抚须,情绪十分激动。
三个月前,好友滕子京从岳州派专差送来一封信,一叠唐人的诗作,一幅《洞庭晚秋图》的水墨画,要他为刚刚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记。
他一直没有动笔。
一是因为政务繁忙,二是他还没有进入一个特定的气场。他需要调动生活,积累感情。只有当这一切都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一次所向披靡的冲刺。
而且,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也颇费踌躇。
滕子京的来信提示“豫章之滕阁”。不错,还是在少年时代,他就熟读过《滕王阁序》。那辞藻瑰丽的骈体文,如徐步而行的行板,读来令人回肠荡气。
范仲淹佩服王勃的才气。
但他不可能再写这么一篇美文。王勃是在“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现场挥就这篇文章的。有人说范仲淹到过岳州,那是根据一些转述的资料,分析推理,艰难求证,十分辛苦。而他本人的诗文和各种版本的史传,都找不到此类记载。他对“在洞庭一湖”的“巴陵胜状”,只是一片朦胧的憧憬。
再说,范仲淹与王勃,两人的人生道路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个人经历也完全不同。王勃感叹“时运不齐,命途多舛”(《滕王阁序》),觉得尘世无常、命运不可捉摸的失望之情,与范仲淹渴望进取的人生理念大相径庭。
他必须另辟蹊径。
九月十五夜的月亮是这样明净,站在月光底下,人会觉得特别安静,一切纷繁杂念,仿佛也被这清辉洗涤而去,内心里只剩下一片澄明。
大约在两岁的时候,范仲淹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无法养活他,便带着他改嫁到朱姓人家,他也跟着姓朱,取名朱说。但继父的前妻还有两个孩子,是范仲淹的哥哥。那两位兄长常常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着他,虽然纳闷,也没往心里去。后来,他长大了,上学了,却见两位哥哥学业荒疏,还随意挥霍,他觉得应当提醒他们。不料两位哥哥霍然动怒,说:“我们花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他去问母亲,母亲不得不将真实情况告诉他。这时,他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家在何方!
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谜底竟是如此尴尬,他仿佛被阴霾裹挟,阳光不再明媚,天地黯然失色!一气之下他离开了朱家,来到学校,借住在一间寺院的僧舍。他没有为自己的遭遇而悲伤,而是将人世间的一切宠辱都深埋在心底,昼夜苦学,五年未曾解衣就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奋力的拼搏终于有了收获,范仲淹一举而考中了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
九月十五夜的月亮已经带有寒意。秋虫感知霜冻很快就要到来,便使出浑身的力气,发出唧唧的鸣叫,声音忽远忽近,表明它们对温暖的渴望。在这银辉满天的夜晚,范仲淹浮想联翩。
进入官场,范仲淹最初是在较低的职位上,获得的评价都相当正面。后来,他被调到朝廷任右司谏,随着职务的提升,生活面的扩展,忽然发现理想与现实总是发生抵牾,他常常陷入痛苦与郁闷之中。他不愿意在那个大酱缸里随波逐流,如此,在充斥着阿谀奉承的官场,范仲淹显得相当“另类”。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江淮发生十分严重的蝗灾和旱灾,范仲淹主动请缨下乡救灾。灾区颗粒无收,百姓嗷嗷待哺,而京城里却是灯红酒绿,曼舞轻歌。从江淮返京时,他特意带回一些野草野菜,那是灾民充饥的食粮。上朝的时候,他将这些野草野菜当众展示,意思是提醒皇帝和王公大臣“以戒侈心”,弄得满屋子高官都脸色僵硬,错愕无语。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他痛感于吏治的腐败,将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抨击朝廷不能选贤任能,仅凭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些人提拔了,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他因此被贬至江西饶州。
……
范仲淹的做派看似像社会上的愤激之士,其实不是。在历史教科书上,赵宋王朝是一个十分软弱的朝代,执政三百一十九年,军事上连遭挫败和退却,它的军旗从来没有在北方的草原上飘扬过,它的皇帝被俘、国都长途迁徙……俯瞰着这些场景,最冷静的看官也会扼腕叹息。范仲淹是剧中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欲罢不能!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初,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前线副总指挥,应对西夏的战事。
对于这项任命,范仲淹本人都感到突兀。
所谓“西夏”,原本是西北边境上党项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因为经常以各种借口在边境闹事,在宋真宗赵恒时代,便将他们的首领李继迁任命为夏州刺史,实行招安。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元昊竟然自行称帝,立国号为“夏”。春节刚过,元昊率兵十万,对延州发起猛攻。而在这紧急关头,朝廷派不出武将,推出范仲淹去顶上。
延州就是后来的延安。这里自然环境十分严酷,每逢西北风盛行的冬春季节,细小的粉沙和黏土,随着骤起的狂风向东南飞扬,霎时尘土蔽日。经过若干万年的堆积,形成了气候干旱、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原。范仲淹到任的时候,宋军在西夏六盘山遭遇元昊的伏击,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黄土高原上的延州城,此时被一片悲怆气氛笼罩。
范仲淹虽然读过《孙子》,读过《三国》,还读过许多兵家列传,但那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现在面对的是张牙舞爪的敌人!
晚上,范仲淹在延州城头踱步。高原荒漠的月色十分奇特,四处尘土飞扬,高挂在苍穹的月亮却如同白昼,范仲淹纷乱的思绪霎时清晰起来。
雷厉风行是他的行事风格。他首先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从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加强训练,严明纪律。战略上以防御为主。在紧靠西夏的边沿,发动军民筑城屯田,建立坚实的据点。延州、庆州一带本是羌族游牧民族地区,范仲淹逐一走访,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励精图治,边关气象一新,精兵良将,供给充足。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九百年后,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持久战”,王震的南泥湾开荒,显然是借鉴了范仲淹的经验。而西夏,连年穷兵黩武,境内田地无人耕种,牛羊无人放牧,经济十分困难,内部矛盾重重,西夏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正月,元昊派人带着“国书”来延州求和,却遭到范仲淹的断然拒绝。范仲淹说,必须取消“西夏”国号,否则一切免谈。而对边境的防卫,范仲淹一刻也没有放松,他决不允许搞出个什么“国中之国”,或者“一边一国”。这时,文官出身的范仲淹,已经成为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高瞻远瞩的谋略家。
元昊捞不到便宜,终于向大宋称臣。中国完整的疆域版图,就是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历代仁人志士的坚守与捍卫!
九月十五的月亮比平时更明亮,因为寒露之后,天气干燥了,没有水汽的阻隔,月亮里的桂树和吴刚,可以通过肉眼清晰地看见。月光把花洲书院照得如同白昼。
西北的军事形势基本好转,范仲淹带着赫赫战功调回京城,获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古人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范仲淹担任这个职务可谓实至名归。但他没有因为职务的升迁而窃喜,他对国家当时存在的主要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国势积弱,官场腐败。为了富国强兵,范仲淹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人生实践。在许多名臣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推行由他提议、经过皇帝批准的“庆历新政”。
早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朝廷制定了一个“恩养”士大夫的“封荫制”。具体说,就是给王公大臣的子孙封官授爵。这些子弟文不能断字,武不能射箭。范仲淹的“新政”规定,没有经过考试,大臣不得举荐自己的儿子到中央政府任馆阁之职。分配给官员的公田,也要大幅度削减。总之,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用有限的财力,加强国防建设。
这场改革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却引爆了一场官场地震。既得利益集团对他恨之入骨,串通去向宋仁宗告状,说范仲淹“私树党羽,图谋不轨”。
在封建王朝,“私党”是一项可以掉脑袋的罪名。宋仁宗生性懦弱,害怕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不仅下令取消已经付诸实践的“庆历新政”,还大规模清洗范仲淹的支持者,甚至搞出一个“仲淹朋党”黑名单,将他们一个个逐出朝廷。
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东流。在无助与无奈之中,范仲淹自请辞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皇帝顺水推舟将他降职去邓州做知府。
范仲淹当然感到失望。但他不是一位消极的逃遁者。进入仕途的三十年来,他的职务一会儿升了,一会儿降了,但在历史的大潮中,他总能找到自己的最佳着力点。居庙堂之高时,他想到的是百姓的疾苦;处江湖之远时,他萦念在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样不断地换位思考,时刻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激荡着他,即便是因受贬谪而有小小的不快,也能很快调整好心态。
然而,他这一次职务变动,许多重臣为此抱打不平。有人自称是范仲淹的“私党”,自请朝廷撤销他的职务。位极人臣的文学家欧阳修更是情绪激愤。一篇振聋发聩的《朋党论》一挥而就,痛斥对范仲淹的诬蔑,同时讥讽皇帝有眼无珠……
九月十五夜的月亮像一张银色的大幕,从天穹上罩了下来,四下里风清月朗。新落成的花洲书院宽敞明亮,新打造的书案上,散发着树脂的清香。回首往事,似有激浪在拍击他的胸腔!
任何写作都与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作品是作者心声的披露。此刻,范仲淹不可能写出一篇无关痛痒,或者风花雪月的文字。不错,他没有到过岳州。但他五岁的那一年,继父朱文翰调任安乡县令,母亲带着他跟随继父赴任,后来他在那里上学,安乡县正是在洞庭湖区。况且,他的老家在太湖边上的吴江。他领略过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湖的咆哮;也观赏过春和景明,水波不兴的水乡柔美,切实地感受过湖的神韵与灵性。作品华丽的外衣,可以移植、组装、借鉴,还可以揣摩和想象。但作品的风骨和灵魂,则需要作者用自己的身心去感悟、体验、捕捉,甚至用整个生命去砥砺!
想着,他突然情绪高亢,文思如泉涌。他像驾着云车在白云上疾跑,又像苍鹰在狂风中搏击翱翔。“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有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大师们的作品在,我就不必多说了。那么,他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一篇震古烁今的文字,如江河之水从笔端倾泻而来,这就是《岳阳楼记》!范仲淹为此准备了一生,凝聚了他一生的经历与思考。既是作者政治理想的抒发,也是以历史过往者的名义,留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公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深情的期待!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夜晚的月亮,随着范仲淹的千古之忧,银辉遍洒千秋万代;《岳阳楼记》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百六十八个字,却穿越九百八十年的风霜雨雪,至今依然灼热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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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岳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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