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彬

喻杰，原名喻达仁，1902年生，湖南平江县人。喻杰1926年参加北伐，1930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他担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喻杰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长、国家粮食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中央监委驻财政部监察组长。除此他还担任了3届全国人大代表和5届全国政协常委。1970年喻杰主动请辞回到家乡带领老家群众植树造林、兴办小水电、绿化荒山、建设家乡，改变了山区的穷苦面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1989年喻杰因病逝世，青山傍绿水，忠诚印寸心，喻杰用艰苦朴素的作风，廉洁如玉的操守，一生为民的情怀，践行着对党忠诚的品德，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辞京归乡，反哺桑梓

1970年，面对老上级王震提出离休后留居北京的建议，喻杰坦然回应：“回老家更好。中国历来有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的传统。我若留在北京，反而会给国家增添负担。”他于是只带着简单的行装，重返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成为当地生态经济的开拓者、“三农”工作的实践者，以及乡村振兴的领路人。

返乡后的喻杰发现，丽江村不仅青山不再，贫困与落后仍如阴云笼罩。他没有停歇，立即召集村大队、生产队干部以及有经验的老农，共同踏勘地理环境。面对森林资源遭严重破坏、青山荒芜、水资源未能合理利用的现状，喻杰果断决策，从封山育林和大力发展小水电两方面入手，改善生态、提振经济。建设水电站需资金185万元，仅靠国家拨款远远不够。喻杰借经济体制改革之机，推动社员集资入股，以自力更生的方式破解资金难题。他率先捐出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一万四千多元。在他的感召下，村民们纷纷踊跃出资，短时间内竟筹集超过120万元，建起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小水电企业。全村陆续建成6座小水电站，装配15台机组，既缓解了用电紧缺，也为村集体带来持续经济收益。

在喻杰的带领和倡导下，如今的丽江村，郁郁葱葱，百业兴旺，发展了旅游和林木等产业，以生态绿色游为特色的文旅发展越发红火，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金山”。

严以治村，培育新风

喻杰同志始终将培育淳朴乡风、坚守原则底线作为自己回乡工作的重要使命。他深知，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上的发展，更是精神上的引领和道德上的筑基。

回到家乡后，喻杰高度重视文明乡风的培育。他以身作则，提倡勤俭节约、邻里互助，反对铺张浪费和封建迷信。在他的推动下，村规民约得以完善，村民议事制度逐渐规范，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文明新风悄然形成。他常说：“风清气正，村子才有希望。”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始终坚守底线、清正廉洁的品格。喻杰同志虽曾身居高位，却从不搞特殊化。他坚决拒绝对亲友的额外照顾，甚至主动捐出毕生积蓄支持电站建设，而自己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为了保证附近山区的竹林可持续生长，喻杰和山村社员一起制定了“封山公约”，规定“封山育林，人人有责。偷挖一棵竹笋，罚款5元；举报有功，奖励1元”，同时安排了护林员每日巡逻。当发现村干部偷挖3棵竹笋，实则是为让喻杰“尝鲜”时，喻杰严词拒绝，并为此次违规缴纳了15元罚款，以身作则告诫村民应遵守规定。当发现黄金洞等山区乱砍滥伐情况严重后，喻杰立刻向县委和林业部门反映，将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者绳之以法，失职干部也被依法惩处。

在原则问题上，喻杰从不退让。无论是面对家人的请托，还是处理集体事务，他都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他坚信，只有坚守道德的“底线”，才能托起乡村发展的“高线”。喻杰发现家乡部分地区铺张浪费风气盛行。于是，他联合当地税务干部草拟筵席税征收条例报送中央，率先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从县委抓起，整顿各级党组织，从上到下狠刹歪风邪气，促使党风、乡风得到了极大好转。通过带头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整顿当地风气等一系列行动，群众从畏惧罚款到自觉遵守法规，逐渐树立起了法律意识。在他的感召和严格管理下，丽江村不仅经济发展了，风气也更加清朗，为乡村的长远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清廉一生，公私分明

喻杰同志一生清廉为公，从不允许自己与家人享有任何特殊待遇。1950年，他担任西北贸易部部长期间，长子喻砚斌前来西安，希望父亲能为自己安排工作。喻杰没有答应，反而耐心劝导儿子返回家乡投身农业劳动。到了1954年，已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的喻杰，再次面对来到北京的喻砚斌提出的相同请求，他依然坚持原则，鼓励儿子扎根农村、踏实务农。

他不仅对长子如此，小儿子喻力光与长孙喻源龙自幼在北京就读中学，毕业后也同样被喻杰送回平江老家参加农业生产。在他任职期间，全家十一口人中，有十人常年居乡务农。喻杰从未动用职权或个人影响为亲属谋取半分利益。

他的日常生活极为简朴，吃的是自己栽种的蔬菜，住的是自资修建的土坯房，从不追求舒适享受。按照国家规定，他本可享受部级待遇，财政部欲为其配购一辆价值二十多万元的小轿车，却被他婉拒。他说自己年事已高，外出活动不多，恳请将这笔购车款转捐给贫困的咏生乡用于修路。

1989年1月，喻杰因长期劳累旧疾复发，病情急剧恶化。上级特意送来进口药品，他却一再推辞：“好药该留给更有需要的同志。我年纪大了，治也无效，不必再浪费国家钱财。”就连身上盖的一床新毛毯，他也坚持要求交还组织。临终前，他再三嘱咐后事一切从简，节省开支用于农村建设。

1989年2月，喻杰同志与世长辞，享年87岁。弥留之际，他仍心系乡里，反复询问大雪是否压坏了林木楠竹、叮嘱尽快组织抢运，还关切五保老人是否都有棉被御寒。直到获得肯定答复，他才安然阖目。在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他身边仅留有800元存款和一本个人回忆录——那里面珍重记载着从皖南事变到延安岁月的烽火往事，是一个时代、一群人毕生信仰的光辉印记。

（作者系岳阳市委宣传部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