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以水兴

——城陵矶港史话之一

□李望生

接手《城陵矶港史》编写工作时，面对着西来的荆江，南汇的洞庭，东去的扬子江，我就想：第一艘船，或是独木舟，或是木帆船，在停泊城陵矶下时，水手或是船主们，是因为这里适合停船，还是因为这里有人居住，他们好补充些食物或生活用品，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而将船停泊在了这城陵矶下，成就了一座港口的源起？想了近四十年，终没有权威定论。

说是适合泊船吧？城陵矶本就是一座天然良港：上有吉家湖，下有莲花塘，水势平缓，状如抱月，“诚一绝妙码头也！”（岳州关首任税务司、美国人马士语）说是因为这里有人居住吧？县志、《水经注》均有记载，说明城陵山上有“故城”。后来的考古亦有发现：在城陵矶南面十七公里处的君山乌龙嘴有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址，在城陵矶北面十三公里处的陆城黄沙岭也发现了与君山乌龙嘴相同的古文化遗址。这两处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以城陵矶为中心，一南一北，都是依山近水的文化遗址。据此可知：城陵矶地区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并种植水稻（在此就不展开了）。看来是两者兼而有之。也就是说，要说城陵矶的码头，或是港口文化，就只能从自然（上天赐予）和文化（人类活动）着手了。

殷商时期此地已有城。清康熙二十四年《临湘县志》在其“山川”篇中载：“城陵矶山，县西南四十五里，上为古彭城”；在其“古迹”篇中还有详细的考证：古彭故城，桑钦《水经》云：“江水又东，左得二夏浦；又东，经彭城口”。郦道元注云：夏浦俗谓之西江口，又东，径忌置山南，山东即隐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彭故城。水东有彭城矶，故水受名，即玉河水，出巴丘县东玉山，玉溪北流，注於江。清同治十一年《临湘县志》亦载：“商之大彭故城在城陵矶”。故城者，古城也。从地下出土文物及火烧土层来看，遗址位于山坡，先民居住较为集中，是村落遗址，属城的原始型。

1981年12月和198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城陵矶南面黄秀乡费家河的沙滩上发现古窑址63座，先后清理了32座，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此外，还出土数量不少原始青瓷。据考证，这是一处商周之际的文化遗址,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的文化特征。从黄秀乡窑址的发掘情况来看，窑址成群组出现，密度很大，数量很多，大规模的制陶，绝不仅仅是为了自给，很可能是为了用来交换。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在城陵矶南面的新开乡，出土了一件商代铜尊，为商代奴隶主使用的礼器。1982年9月，在岳阳市荣家湾鲂鱼山也出土了一件商代铜尊，铸造精良，造型独特，纹饰繁茂。器型与常见的中原出土的商代铜尊不同：口较小，腹直下收，圈足较高，纹饰中有“米”字形纹，腹下部有鱼纹等。

在典型的地方民族文化中出现了中原商民族的文化因素，这一方面说明南北文化的交流，当然这种交流是不能排除物资交换的；另一方面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物资流通主要为水运，城陵矶地处上述地区的北面要道，说明当时此地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

从西周末年至秦师拔郢的五百年间，楚国立足江汉、依托南境谱写出一部灭国拓境的争霸史。楚国一方面南进洞庭之野、直至苍梧，开发湖湘；另一方面又将这一带的粮食以及“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等运往中原，用于争霸。

城陵矶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港湾条件，因而在楚人南进洞庭之野时，被得到充分的利用。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早在周夷王时，楚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设句宜、鄂、越章三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从熊渠到楚武王熊通的近两百年间，楚人除大力经营沮、漳、江、汉流域外，还开始楔入大江以南。楚武王在鄢北之战（公元前698年）后，灭罗国徙其臣民于枝江，楚文王扩境江南，于公元前689年——前679年又将罗国遗民迁徙至岳阳、汨罗、平江一带。这一史实说明，在此之前，楚国已经控制了洞庭湖东这一地区，否则是不能徙罗国遗民于此的。其后，楚庄王灭麋、楚宣王灭蔡，都将其灭国遗民迁至城陵矶附近。文王以后，楚国虽全力北进，争霸中原，但也始终没有忘记开拓江南，史料记载有：成王镇抚“南方夷越之乱”，共王“抚征南海”，平王“为舟师以代濮”，悼王“南平北越，扩境苍梧”，这四次楚师南下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东线，经岳阳、汨罗，直达湘江流域；另一条是西线，经松滋、澧县、临澧以至常德，进入澧、沅、资流域。

城陵矶位于洞庭湖东口，为岳阳门户，楚徒灭国遗民也好，舟师南征也好，无不首当其冲。随着楚人政治、经济、文化的南移，作为南北交流交汇点的城陵矶一带，政治、经济、文化日益楚化，使得城陵矶地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南北经济交流更趋频繁。据考古发掘，在城陵矶南向的七里山发现一处大型战国时代的文化遗址和城址，出土了大批陶鬲、钵、壶、罐、豆、瓦珰等，表明它已是一个人口密集、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方。

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鄂君启持怀王赐给的铜节在楚地经商，不仅可以免税，还可受到所经城邑或驿传的接待。其“舟节”铭文记有鄂君启“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为一船队”的商业船队，走遍了洞庭四水。据专家考证，“舟节”所谓“庚木关”，就是经过城陵矶附近的“无假关”。鄂君启的船队是经过城陵矶水域的较大官办商业船队，除了官办的以外，不持金节而需纳税的私商船只以及民间船只，当然就更多了，它们无疑更促进城陵矶港口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二年出巡，主要是走水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其回归的路线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他的大队人马就是经城陵矶入洞庭至湘山的。湘山，即君山，又称洞庭山。秦始皇为了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派兵出征岭南地区。南征军队经城陵矶入洞庭穷湘水，受阻于五岭。迫于军粮辎重的运输，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决定在五岭之上开一条运河，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水系。这就是公元前214年开通的灵渠。这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竣工，使得我国江南的水运事业大大推进了一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灵渠沟通后，湘、漓二水成了联系长江与珠江的重要航道，岭南地区的物资多由此运往中原，中原物资亦经此南去。城陵矶港作为入湘和出湘的第一站，地位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大量的商民、船家亦纷纷麇集城陵矶。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吴主孙权占据江东，扼守三江口水路要道，周瑜火烧赤壁，孙、刘两支水军追击曹军，都从这里经过。清朝诗人魏源有“舟出城陵口，天围楚蜀濆，诸舟千里会，三国一江分”的诗句，概括了三国时期城陵矶在军事、经济上的地位。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主刘备与吴主孙权议和，划湘江为界，江东属吴，江西属蜀。为防蜀之荆州军，孙权派大将鲁肃筑巴丘城（今岳阳楼一片），设大屯戍，在洞庭湖中训练水军。城陵矶紧扼洞庭湖口，为巴丘的前哨，鲁肃便派军驻守。这里驻军所需的粮草、辎重便常常在城陵矶起卸。过往船队亦常常停泊在城陵矶南面的翟家湖中。由于人口供给增多，亦促使城陵矶的市场更加繁荣。至此，城陵矶便成了有城市依托、商贾往来、船舶经常性集中靠泊的港口。一座天然良港至此已初具雏形，因港而兴的巴陵城亦初具规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