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黄维恒给晚期血吸虫病人做B超检查。 

    初见黄维恒老先生，是在市三医院的B超室。
    架着老花镜，一袭洁净白大褂，被五六名患者包围着——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专家，正忙着做诊断。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医药卫生先进工作者、全国医药界精英、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几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若非事先对黄老先生事迹已有耳闻，这些常人求而不得的荣耀，怎么也难以与眼前这位瘦削的老人融叠在一起。
    自1952年黄维恒学艺从医至今，岁月轮回整一甲子。
    推开时光之门，光阴枯荣交替，流水般幻化出黄维恒60年来的从医历程：为了救治病人，他不惜“丢面子”，不惧被重症传染，不怕吃苦受难，数以万计患者经他医治得以康复；为了消除患者用药后的副作用，他查遍资料，多方求证，敢冒生命危险在自己身上扎针做试验；为了改良医疗器具，提高工作效率，他搞创新，做研究，荣获多项科研成果和技术发明；退休后，他几次拒绝外地高薪聘请的诱惑，毅然返回为之奋斗一生的血防一线……
    “只要老百姓需要的，会干的积极去干，不会干的学着去干。”这就是黄维恒一生进取的动力。
    不管什么病，什么对象，他都愿意去当当“万金油”医生。虽说是搞血防专业，当时医治条件落后，遇到外科、五官科等手术，有把握的他就主动操刀成了外科大夫；农家的鸡鸭牛出了毛病，他就摇身一变成了专治家禽的行家里手。
    在他的家里充满藏书，一柜一柜，依墙而立，突兀而令人震撼。工作之余，他就一头扎进这浩瀚的书海。
    虽然年近八旬，他说自己可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网民，网龄超八十年代末出生的“小娃娃”。他在网上收集各种医学资料，分门别类，好为自己应用信手拈来。
    没在书海遨游，就在网上冲浪——这两个地方你准能找到他。

走村串户的“讨粪”医生
    黄维恒从医是经历了灵魂裂痛而立下的誓。
    在他幼时，父亲与两个弟弟因患麻疹相继过世，给他家造成灾难性打击。黄维恒忍住内心悲痛，立志从医。
    1952年8月，黄维恒惜别郴州临武县老家，走出重峦叠嶂的大山，考入当时的衡阳医士学校，从此与医结缘。此年黄维恒整十七岁。
    在衡阳求学三年后，黄维恒背起行囊来到平江县献钟区卫生所。
    五十年代的中国，洞庭湖地区血吸虫病横行，万户萧疏。1956年，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号召，黄维恒与另外5名从平江抽调来的医生，匆匆奔赴岳阳县麻塘血防组支援。
    赶到麻塘血防组，他们就懵了，这可比献钟还艰苦啊！一无住处，二无睡地，还要天天走村串户“讨粪”。粪讨来后，得用筷子慢慢地搅拌，搅得人直反胃，然后过滤清洗进行血吸虫卵检查。群众还不理解，戏称他们为“屎干部”，看到他们就躲得远远的，把他们也当成了“瘟神”。
    这种活干久了，有几个受得了？
    抽调来的几名医生挺不住了。除一名女医生与血防医生结婚外，另外四人纷纷离开了血防组。黄维恒当时也想完成支援任务后就回平江，当目睹几百人因血吸虫病死亡，看到腹胀如鼓、骨瘦如柴的患者，痛失亲人感受在他心上又狠狠揪了一把。他终究狠不下心。最终留了下来——这一留，就将他与血防工作整整拴了60年。

往自己身上扎针做试验
    1972年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发生了一件对黄维恒触动极大的事，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时一名中年妇女因血吸虫病注射锑剂中毒，抢救无效半夜死亡。当晚星月无光，黄维恒陪同上级社一名冯姓社长走在一条深山沟里的小路上，前往妇女家中通风报信。
    推开老林深处一栋茅屋的门，被惊醒的汉子一脸惊疑，当听完来由后，汉子发出一声撼天动地的哀号，从屋里操起菜刀，一把抓住黄维恒，要他赔命。“快跑！”见情况危急，同去的冯社长死命抱住汉子进行解释，让黄维恒赶快脱身。黄维恒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扭头便跑，头都不敢回就往丛林深处钻，慌不择路一头扎进一丛刺蓬中，钻也进不去，退也出不来，最后被困在荒山老林整整一晚。
    在那个凄凉而惊心动魄的夜里，黄维恒发誓一定要攻克锑剂中毒这道难关。
    他到处查找资料，一种名叫莨菪硷（654-2）的药品引起他的注意。当时抢救锑剂中毒唯一的手段便是加注阿托品，这是一种与阿托品相类似的胆碱能神经阻滞剂，应同样有抢救锑剂中毒功效，据查其副作用大大小于阿托品。黄维恒欣喜若狂——可不可以用它替代阿托品？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黄维恒和同事们找来两条狗做试验，实践证明654-2毒副作用很低，但他还是不放心，最后心一横，决定给自己注射654-2，在往自己身上注射了三倍剂量的654-2后，黄维恒出现了心跳加快、脸色潮红、视力变模糊等反应，但一小时后这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黄维恒终于找到了解决锑剂中毒的办法！这种药品随即被广泛推广，在一万多例抢救患者中，再未发生一例死亡现象，在全国引起轰动。

技术革新的佼佼者
    疫区的医疗工作繁重，加之当时医疗器械落后，操作繁琐，不少医生产生了怕难、厌烦情绪，黄维恒决定自己动手进行技术革新。
    他从最简单的器械入手，划图纸研究创新，东拼西凑几件工具后，黄维恒便在办公室敲敲打打干了起来。没有钳子，他就用牙齿代替，左边咬痛了右边咬，现在满口牙齿都是松的。
    两天后，黄维恒捣鼓出个消毒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有人瞧不起，“这么简单的土办法，也算得上是技术革新？”黄维恒丝毫不以为意，继续他的“土办法”，领导也大力支持他。不久，快速抽药器、针头快速衔接器等十多件医疗器械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黄维恒成了技术革新的佼佼者，出席了在苏州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治疗工作流动现场会，会议结束后，他还应邀到浙江、广西等地作巡回报告。
    1960年，年仅27岁的黄维恒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周总理接见。
    此后黄维恒一发不可收拾。他将工作之余的大量时间用在了发明创新上，从脚踏洗粪机到电动脚踏粪检集卵机，再到第三代粪检机；从电视显微镜到显微镜电动推片器，再到显微镜自动推片器，直至在全国推广应用的血吸虫卵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彻底将“讨粪”“洗粪”“检粪”等脏而繁琐的程序解放。1991年，血吸虫卵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荣获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二等奖。
    六十年来，他革新创造了26件医疗器具，取得了15项科研成果，其中三项获得国家专利；他还将自己多年的临床积累转化为30多篇医学论文，其中12篇在国家、国际刊物上刊载。

退休重返血防一线
    黄维恒很快引起公众的关注。各级媒体闻风而动，省市媒体来了，国家级媒体也采访了他，甚至有三家电影制片厂将他的事迹拍成了专题片。还有西安、安徽、浙江、河南等病人闻讯专程找他看病。“我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还是低调点好，我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再作什么贡献了。”黄老先生操着浓重的郴州口音，再三拜托记者。
    这绝非虚托之词。
    黄维恒为人低调，他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抛头露面。为潜心科研和临床研究，黄维恒用空间换时间，早在1988年就辞去了岳阳市血防所所长行政职务。没有了政务缠身，黄维恒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医学研究上。退休后，他参与“软肝丸”的研制，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肝病患者。
    1995年退休后，他到在深圳工作的女儿家休息了段时间。当地一家医院获悉他的优势后，想以每月不下于1万元的月薪聘请他，当时原单位三医院也多次来电话请他回去。虽然深圳医院的待遇远远高于原单位，考虑再三后，黄维恒婉言拒绝了深圳方面的邀请，不顾亲朋劝阻，再次回到了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血防战线。“他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与当前的一些拜金主义医生有天壤之别。”黄维恒的老友许志桃这样评价他。三医院党委书记文兰波说，黄老为血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太难得了。
    肝胆总管结石、慢性胃炎、胆总管与空肠吻合术两次大手术……长年在血防一线工作，他也未能避免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只要能坚持下去，我还会干到底。”黄维恒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
    每医治好一个病人，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