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抵达富春江岸，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去寻找范仲淹的遗迹。这不仅仅是我来自洞庭湖畔，熟悉范文正公著名的《岳阳楼记》；也不仅仅是我曾历访洛阳、苏州等地，对他这位宋学开山的一生轨迹总是充满好奇；更重要的，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我看来就是给中国文明传统和士大夫操守的立魂之语，是数千年历史暗夜中最耀眼的一道精神闪电。

范仲淹乘坐小船，顺着一江碧水来到浙江桐庐（睦州属地），是他仕途上多次大起大落中最早的一落，虽时间不长，但已初尝仕途煎熬，锤炼了他的顽强和磊落。富春江在这里蜿蜒流过，莺飞草长，柳垂蝶舞，板桥茅舍，宛若《富春山居图》里那种仙境，很适合文人归隐。不是吗，这俗世红尘的事哪干得完呢？君有道则仕，君无道则隐，前人早就有过适时进退的贴心提醒。但范仲淹似不以为然。他在这里重修旧祠，纪念东汉大隐严子陵，赞其不慕功名富贵的“先生之风”，却没打算复制前人。相反，他主张“进亦忧，退亦忧”，即顺境要拼，逆境也要扛，到哪里都活得一个样。特别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越是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倒越是要当硬汉，有担当，知其不可而为，虽千万人吾往也。

他年幼失父，有一份孤寒和坎坷的经历打底，其实并非不知世事的复杂，故为官处事，有经有权，道术兼通，掐得准各种轻重缓急的分寸，具有丰富的经验，连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也都深为折服。但理想者通常的厄运在于，在社会高烈度大危局到来之前，上下同欲的清明务实之风，总是容易被和平时期四面八方的私欲暗流所涣散、所蚕食、所扭曲、所崩坏，因此改革和建设步步艰险。赈灾、治水、削赋、肃贪、兴学、和番、简政、领兵戍边、调解党争……他几乎是一个最累的官，但他干得再好，干得再有理有利有节，连最为欣赏他才华与人品的宋仁宗，受制于各种盘根错节的固化利益关系，很多时候也烦他，不理他，或者说不得不理他。有一次，好友晏殊大惊失色，批评他屡屡直言犯上，将危及自己的仕途，也连累亲朋。范仲淹复一封《上资政晏侍郎书》，称“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在他看来，那些越来越多、越来越顺溜、越来越让皇上溺于舒适区的“逊言逊行”，不正是危及社稷的最大危险？相反，忠诚首先是忠直，“危言危行”才是臣子的本分和天职所在。

于是，他一次次受贬降职，以至景佑三年再度出京之时，这位资深老臣和士林领袖，那么多的盟友、同僚、弟子、乡党竟无人敢来送别。

他最终病逝徐州，享年六十四岁，仅留下家中几许义田以助乡间弱小。

宋仁宗大概后来也若有所思。他在范公死后亲书“褒贤之碑”，加上一大堆后世追赠的官职、爵位、谥号，可惜都来得太迟了。

仁宗算不上一个昏君，那些与范公过不去、或总是不沾包的也并非都是小人。他们充其量只是平庸而已。直到滚滚狼烟遮云蔽日，直到外寇铁蹄踏破山河，一个富足、强大、优雅而精致的北宋帝国轰然坍塌，他们这才体会到平庸之恶，才明白范仲淹所昭示的忠直之道是何等珍贵。呜呼，江上千年渔火忽，何人深夜梦汴京。